惩治科举舞弊哪朝最狠
发布时间：2022-11-10 09:12:39作者：普门品结缘网
惩治科举舞弊哪朝最狠
原标题：为了防止科举舞弊，1300年里都设置了哪些考试制度？
科举的本意在于公平取士，但是几乎在与科举诞生同时，违背公平竞争的各种舞弊、取巧的行为就出现了，因此，防止舞弊从一开始就是科举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为保证取士的公平，唐代不断完善科举考试的程序、评判标准，采取防范科场舞弊的措施。在考试程序方面，唐代省试中逐步建立了进士、明经等常科科目三场考试制度，从技术层面避免前场落第再参加后场考试等舞弊行为。五代时，这种三场考试制度又推行到州县的考试中。唐代为防止科场舞弊实行了考试场所的锁院制度，设置贡院印，以防违禁。为了确保阅卷公正无误，建立了中书门下覆核和覆试制度，同时加强了对省试的监督。
资料图
但是，唐代科举还不能说是完善成熟的。唐代实行科举之初，还保留有公荐制度，即所谓“台阁近臣”可以向考官推荐“抱文艺者”，甚至预拟了榜上的名次。应举者要向达官贵人献纳诗词赋论作品，即所谓“行卷”，以备推荐。一些有影响的人物甚至被称为“文章之司命，人物之权衡，一经品题，便作佳士”。然而这些达官贵人“去取不能无私”，这就为权要世家子弟开了方便之门，甚至录取“不以亲则以势，不以贿则以交”，那些“无媒无党，有行有才”的人往往被拒之门外。
李白的《与韩荆州书》中说“生不用封万户侯，但愿一识韩荆州”，钱起的诗句“献赋十年犹未遇，羞将白发对华簪”，描写的就是士人的这种无奈。一些达官贵人倚仗权势在科举中公开请托，比科场作弊更为严重，而科场舞弊成为常态，以至于形成“势门子弟，交相酬酢；寒门俊造，十弃六七”的局面。
长庆元年（821年），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，接受请托，录取不公，引起不满，穆宗下令进行覆试。结果已录取的14人，10人因无艺被黜落，涉嫌请托者被罢官。会昌三年（843年）礼部尚书王起权知贡举，提出“凡有亲戚在朝者，不得应举”，使公卿子弟的入仕之路暂时受到了限制。但几经反复，终于无法阻止公卿子弟的请托和当权者的卖放。
唐及五代科举考试还有公卷制度。为使考官了解应举者的平素课业水平，应举者要向知贡举官投纳省卷，即“公卷”。这样做本可以更全面地考察士子的水平，避免仅凭一次考试就决定去取的侥幸和不公，但是，公卷不能保证真实，公卷造假，或用旧卷，或请人代笔，都无从监督考察，反而出现巨大漏洞，妨害了考试的公平。
宋代为了实现科举的公平，继续完善其制度和技术设计。宋初，多次下诏废除公荐，规定荐嘱者要治罪，被荐者罚本贯重役，且永远不得再参加科举考试，对于告发者则给予奖励。废除了“公荐”及“公卷”制度，“一切以程文为去留”。
古代科举试卷
科场如同战场，早在唐代，就规定了严格的科场纪律，“礼部阅试之日，皆严设兵卫，薦棘围之，搜索衣服，讥诃出入。以防假滥焉”。但是科场作弊不止。为了防止科场作弊，宋朝做了一系列技术性规定，仁宗淳化三年（992年），开始实行“糊名考校”。试卷封印糊名，乡贯状别用字号标注。真宗时，又施行了誊录制度，试卷另行誊录，然后再送考官评定等第。这样，考官既不知道举人的姓名，也不能凭借字体辨认出作者，请托关照就难于进行了。欧阳修称赞说：“窃以国家取士之制，比于前代，最号至公。……糊名、誊录而考之，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，谁人之子，不得有所爱憎薄厚于其间。……其无情如造化，至公如权衡，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。”他认为，这是最公正的制度。
宋太宗雍熙二年（985年），即设立了亲属回避的“别头试”制度，考官与举人为姻亲者，遣官另设考场别试。孝宗乾道六年（1170年），“诏诸道试官皆隔一郡差选，后又令历三郡合符乃听入院。”但此时殿试考官尚不避亲。宁宗嘉定元年（1208年），“命朝官有亲属赴廷对者，免差充考校”。这就为后世立了规矩。
南宋理宗绍定元年（1228年）开科，发现某卷文字与人雷同，甚至一字不差。原因在于考官受贿，将范文偷交给应试者，或者是老儒卖文给士子传抄。朝廷不得不对此加以戒饬，下令一旦发现试卷雷同，即将应试者黜落，考官、监试官也一例黜退。理宗时，科场“奸弊愈滋”。“举人之弊凡五：曰传义，曰换卷，曰易号，曰卷子外出，曰誊录灭裂。” 朝廷下令严格监督，“设立赏格，许告捉怀挟、传题、传稿、全身代名入试之人”。
金朝科举考场制度严厉。科场规则如糊名、誊录等，则大体沿袭了宋朝的做法。
科举贡院内部
明清科举作弊甚盛。“贿买钻营、怀挟倩代、割卷传递、顶名冒籍，弊端百出，不可穷究，而关节为甚”，所以明清科举的防弊措施也更为严厉。比如，明代考试在内由御史，在外由按察司官员监视。会试时，由御史供给收掌试卷，弥封、誊录、对读、受卷、巡绰、监门，搜检怀挟，都有专职人员。
但是，如《明史》所说，作弊以“关节为甚”，科场案时有发生。一些势要高官或凭借权势，使自己的子弟得以高中，或贪图贿赂，以金钱决定去取，从根本上败坏了科举的公平。万历四年（1576年），顺天主考高汝愚录取权臣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、张懋修和张的同党吏部侍郎王篆的儿子王之恒、王之鼎，就是很典型的案件。
清代科场舞弊仍然猖獗，顺治十四年（丁酉，1657年），爆发科场大案。顺天府乡试发榜后，“途谣巷议，啧有烦言”，爆出：中式举人陆其贤用银三千两，同科陆贻吉送考官李振邺、张我朴贿买得中等情弊。各地乡试发榜后，士子忿其不公，也揭露出各种舞弊情节：江南“联宗有素，乃乘机滋弊”；河南考试官黄鈊、丁澎用墨笔添改字句；山东同考官袁英等，用蓝笔改窜字句；山西考试官匡兰馨等批语不列名衔，等等。顺治帝命法司严查拟罪。
结果，考官李振邺、张我朴等、举人田耜等共七人俱立斩，家产籍没，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。其他，王树德等七人应立斩家产籍没，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阳堡；孙珀龄等十一人俱应立斩，家产籍没；张旻等五人俱应立绞，余赞周应绞监候。顺治帝亲自审问，“多犯 一时处死，于心不忍”，俱从宽免，各责四十板，流徙尚阳堡。
古代科举夹带上衣
但是，科场舞弊并没有就此止步，各种舞弊行为不断发生，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又发生了震动朝野的大案。其时岁在戊午，因此又称戊午科场案。本科顺天乡试，因考生满洲附学生平龄涉嫌舞弊引起，暴露了考生罗洪泽“递条子”入考场，请托兵部主事李鹤龄、翰林院编修浦安，浦又托大学士柏俊，罗因此得以中试。李、浦共得白银500两，而柏俊并不知情。结果，浦、罗、李照例处决，柏俊也以“辜恩藐法”即行处斩。柏俊以一品大臣被杀，实与同僚私恨有关，但其责任是不能逃脱的。此案历经五年才审结完成，最终九十余人受到惩处，五名军机大臣等被杀。
古代科举小抄
清廷对科场舞弊如此严厉惩处，意在严肃法纪，公平取士，同时，借以钳制士人，打击帮派党争的意图也很明显。此前，顺治十四年（1657年）所颁发的上谕就说到：“制科取士，课吏荐贤，皆属朝廷公典……以后内外大小各官，俱宜恪守职掌，不许投拜门生，如有犯 者，即以背旨论。荐举各官，俱照衙门体统相称，一切读阅卷考试等项，俱不许仍袭师生之号……永绝朋党之根。”控制科场，就是加强对政局的控制，就是加强皇帝的权力。
与这些舞弊大案相并行，就是科场的怀挟之弊。自宋代实行糊名、誊录等措施之后，科场怀挟之弊与反作弊就呈水涨船高之势。至于明清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。此类作弊在科场内外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，甚至成为一个产业。为了应对科举市场，各种科举程文范本大行其道，许多文人成为选家。一些书坊更是印制微型刻本，专供举人入场夹带之用。至于夹带方式更是花样百出。衣、物、笔、砚、纸、墨无不可以作为夹带工具，甚至夹带物被藏入亵衣之内。
为痛惩夹带之弊，乾隆帝曾下谕旨，令“步军统领、五城御史出示晓瑜，并密行查拿”，且在现场派遣军役搜检，以致扒光入场者的衣裤。乾隆九年（甲子，1744年）顺天府乡试，头、二场各搜出夹带21人。由于搜检威慑，大量蝇头小卷被遗弃在贡院外各角落。第二场点名，竟有2800余人不敢入场考试，而入场参加考试者，因为没有夹带而交白卷的68人，不完卷的329人，文不对题的276人。如此情景，不仅说明夹带积弊之重，而且说明士子庸滥之甚。此役之后，科场夹带虽稍微平静，但不久又死灰复燃。殆至清朝末年，纲常解纽，科场搜检流于形式，对于夹带见怪不怪，科举也就走到了尽头了。
科举作弊用的夹带鞋
科举号称公平，但科举的公平也是相对的。作为地域广阔的多民族国家，各地区、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很大。如果都按一个标准取士，可能造成机会的不平等。同时，各皇朝为了扩大统治基础，也有必要广泛地选拔人才，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才都选拔出来。这既可以使取士的代表面更均衡，也可以照顾到差异地区和不同民族的相对公平。同时，统治者为了强化自己的政权支柱，给特定人群或特定族群以优待，也是科举中常见的做法。
唐朝文武官考试即有所谓南选。唐朝规定了诸州的解额，照顾了边远地区、落后地区的应试者的数量。宋朝也以各地解额数量的限制分配，来取得地区之间的平衡。金朝太宗天会五年（1127年），因“河北、河东初降，职员多缺，以辽宋之制不同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，号为南北选”。南北新老地区按不同标准取士，就照顾到了地区和民族差异。元朝科举分左右卷，其中有对汉人、南人歧视的因素，但也不无扩大统治基础，求得差异均衡公平的考量。
明代科举，取士原不分南北。洪武三十年（1397年），取士五十二人，皆南人。太祖朱元璋认为考官为南方人因而偏私，于是严惩考官，亲自阅卷，结果录取六十一人皆北人。
永乐以后，几经调整，确定取士分南、北、中卷。这不仅调整了利益分配格局，照顾到落后地区的发展，也使国家统治基础更为平衡稳固。明代武举也曾仿文科之南北卷，分为边方、腹里。每十名中，边六腹四以为常。清代科举卷不分南北，而按参加考试的人数临时确定名额。在会试中采取分省取士，照顾边远省份，以确保各省士子都有登科的机会；在乡试中实行编号制度，分别规定取中名额，使偏僻之乡及地方民族子弟能有中试者。对土司科举的放宽等等，也出于同样目的。
江南贡院
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，绝对的平等永远无法实现，统治者有时要故意维持这种等级差异。
科举考试，号称朝廷设科，人人可以投牒自进，但实际上，朝廷对于参加科举者的身份有明确的限制。唐代规定，“有刑家之子，工商殊类”不得充贡。宋朝，“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、不悌，隐匿工商异类，僧道归俗之徒”及医巫之家不得参加科举；辽代“医、卜、屠、贩、隶奴及倍父母或犯 者、逃亡者，不得举进士。”天祚帝乾统五年（1105年）又规定“禁商贾之家应进士举”。金朝规定倡优之家、伶人，奴婢、罪犯 、叛逆人亲属乃至官方的太常大乐署的乐师、少府监各色工匠艺人都不得参加科举。元朝仍有“倡优之家及患废疾、若犯 十恶奸盗之人，不许应试”的规定。但阴阳医术之士则不禁止。
世祖在位时，丞相火鲁火孙等关于开设科举的建言中就说到“儒吏、阴阳、医术，皆令试举”。对于罪犯 的限制可以理解，对于工商医伶人奴婢之家的限制，就是明显的歧视。明朝规定相对放宽，洪武四年，太祖朱元璋令“惟胥吏心术已坏不许应试”。他不愿意让那些已被官场污染的胥吏进入官员队伍。
洪武十七年，又规定：“其学官及罢闲官吏，倡优之家、隶卒之徒，与居父母丧者，不许应试。”明代，特别是在中后期，有大量的工商之家的子弟参加科举考试，而且中试入仕。社会的进步，工商业阶层的壮大，普遍价值观念的变化是其原因。到清代，仍规定奴婢倡优之家不得参加科举，其他贱民包括丐户、疍户、九姓渔户等等也不准参加科举。雍正年间虽然曾下令除豁乐户等贱籍，在名义上解除了他们参加科举的限制，但实际上还是很难取得完全平等的地位。
选编自毛佩琦《中国科举制通史》总论
科举的本意在于公平取士，但是几乎在与科举诞生同时，违背公平竞争的各种舞弊、取巧的行为就出现了，因此，防止舞弊从一开始就是科举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为保证取士的公平，唐代不断完善科举考试的程序、评判标准，采取防范科场舞弊的措施。在考试程序方面，唐代省试中逐步建立了进士、明经等常科科目三场考试制度，从技术层面避免前场落第再参加后场考试等舞弊行为。五代时，这种三场考试制度又推行到州县的考试中。唐代为防止科场舞弊实行了考试场所的锁院制度，设置贡院印，以防违禁。为了确保阅卷公正无误，建立了中书门下覆核和覆试制度，同时加强了对省试的监督。
资料图
但是，唐代科举还不能说是完善成熟的。唐代实行科举之初，还保留有公荐制度，即所谓“台阁近臣”可以向考官推荐“抱文艺者”，甚至预拟了榜上的名次。应举者要向达官贵人献纳诗词赋论作品，即所谓“行卷”，以备推荐。一些有影响的人物甚至被称为“文章之司命，人物之权衡，一经品题，便作佳士”。然而这些达官贵人“去取不能无私”，这就为权要世家子弟开了方便之门，甚至录取“不以亲则以势，不以贿则以交”，那些“无媒无党，有行有才”的人往往被拒之门外。
李白的《与韩荆州书》中说“生不用封万户侯，但愿一识韩荆州”，钱起的诗句“献赋十年犹未遇，羞将白发对华簪”，描写的就是士人的这种无奈。一些达官贵人倚仗权势在科举中公开请托，比科场作弊更为严重，而科场舞弊成为常态，以至于形成“势门子弟，交相酬酢；寒门俊造，十弃六七”的局面。
长庆元年（821年），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，接受请托，录取不公，引起不满，穆宗下令进行覆试。结果已录取的14人，10人因无艺被黜落，涉嫌请托者被罢官。会昌三年（843年）礼部尚书王起权知贡举，提出“凡有亲戚在朝者，不得应举”，使公卿子弟的入仕之路暂时受到了限制。但几经反复，终于无法阻止公卿子弟的请托和当权者的卖放。
唐及五代科举考试还有公卷制度。为使考官了解应举者的平素课业水平，应举者要向知贡举官投纳省卷，即“公卷”。这样做本可以更全面地考察士子的水平，避免仅凭一次考试就决定去取的侥幸和不公，但是，公卷不能保证真实，公卷造假，或用旧卷，或请人代笔，都无从监督考察，反而出现巨大漏洞，妨害了考试的公平。
宋代为了实现科举的公平，继续完善其制度和技术设计。宋初，多次下诏废除公荐，规定荐嘱者要治罪，被荐者罚本贯重役，且永远不得再参加科举考试，对于告发者则给予奖励。废除了“公荐”及“公卷”制度，“一切以程文为去留”。
古代科举试卷
科场如同战场，早在唐代，就规定了严格的科场纪律，“礼部阅试之日，皆严设兵卫，薦棘围之，搜索衣服，讥诃出入。以防假滥焉”。但是科场作弊不止。为了防止科场作弊，宋朝做了一系列技术性规定，仁宗淳化三年（992年），开始实行“糊名考校”。试卷封印糊名，乡贯状别用字号标注。真宗时，又施行了誊录制度，试卷另行誊录，然后再送考官评定等第。这样，考官既不知道举人的姓名，也不能凭借字体辨认出作者，请托关照就难于进行了。欧阳修称赞说：“窃以国家取士之制，比于前代，最号至公。……糊名、誊录而考之，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，谁人之子，不得有所爱憎薄厚于其间。……其无情如造化，至公如权衡，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。”他认为，这是最公正的制度。
宋太宗雍熙二年（985年），即设立了亲属回避的“别头试”制度，考官与举人为姻亲者，遣官另设考场别试。孝宗乾道六年（1170年），“诏诸道试官皆隔一郡差选，后又令历三郡合符乃听入院。”但此时殿试考官尚不避亲。宁宗嘉定元年（1208年），“命朝官有亲属赴廷对者，免差充考校”。这就为后世立了规矩。
南宋理宗绍定元年（1228年）开科，发现某卷文字与人雷同，甚至一字不差。原因在于考官受贿，将范文偷交给应试者，或者是老儒卖文给士子传抄。朝廷不得不对此加以戒饬，下令一旦发现试卷雷同，即将应试者黜落，考官、监试官也一例黜退。理宗时，科场“奸弊愈滋”。“举人之弊凡五：曰传义，曰换卷，曰易号，曰卷子外出，曰誊录灭裂。” 朝廷下令严格监督，“设立赏格，许告捉怀挟、传题、传稿、全身代名入试之人”。
金朝科举考场制度严厉。科场规则如糊名、誊录等，则大体沿袭了宋朝的做法。
科举贡院内部
明清科举作弊甚盛。“贿买钻营、怀挟倩代、割卷传递、顶名冒籍，弊端百出，不可穷究，而关节为甚”，所以明清科举的防弊措施也更为严厉。比如，明代考试在内由御史，在外由按察司官员监视。会试时，由御史供给收掌试卷，弥封、誊录、对读、受卷、巡绰、监门，搜检怀挟，都有专职人员。
但是，如《明史》所说，作弊以“关节为甚”，科场案时有发生。一些势要高官或凭借权势，使自己的子弟得以高中，或贪图贿赂，以金钱决定去取，从根本上败坏了科举的公平。万历四年（1576年），顺天主考高汝愚录取权臣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、张懋修和张的同党吏部侍郎王篆的儿子王之恒、王之鼎，就是很典型的案件。
清代科场舞弊仍然猖獗，顺治十四年（丁酉，1657年），爆发科场大案。顺天府乡试发榜后，“途谣巷议，啧有烦言”，爆出：中式举人陆其贤用银三千两，同科陆贻吉送考官李振邺、张我朴贿买得中等情弊。各地乡试发榜后，士子忿其不公，也揭露出各种舞弊情节：江南“联宗有素，乃乘机滋弊”；河南考试官黄鈊、丁澎用墨笔添改字句；山东同考官袁英等，用蓝笔改窜字句；山西考试官匡兰馨等批语不列名衔，等等。顺治帝命法司严查拟罪。
结果，考官李振邺、张我朴等、举人田耜等共七人俱立斩，家产籍没，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。其他，王树德等七人应立斩家产籍没，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阳堡；孙珀龄等十一人俱应立斩，家产籍没；张旻等五人俱应立绞，余赞周应绞监候。顺治帝亲自审问，“多犯 一时处死，于心不忍”，俱从宽免，各责四十板，流徙尚阳堡。
古代科举夹带上衣
但是，科场舞弊并没有就此止步，各种舞弊行为不断发生，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又发生了震动朝野的大案。其时岁在戊午，因此又称戊午科场案。本科顺天乡试，因考生满洲附学生平龄涉嫌舞弊引起，暴露了考生罗洪泽“递条子”入考场，请托兵部主事李鹤龄、翰林院编修浦安，浦又托大学士柏俊，罗因此得以中试。李、浦共得白银500两，而柏俊并不知情。结果，浦、罗、李照例处决，柏俊也以“辜恩藐法”即行处斩。柏俊以一品大臣被杀，实与同僚私恨有关，但其责任是不能逃脱的。此案历经五年才审结完成，最终九十余人受到惩处，五名军机大臣等被杀。
古代科举小抄
清廷对科场舞弊如此严厉惩处，意在严肃法纪，公平取士，同时，借以钳制士人，打击帮派党争的意图也很明显。此前，顺治十四年（1657年）所颁发的上谕就说到：“制科取士，课吏荐贤，皆属朝廷公典……以后内外大小各官，俱宜恪守职掌，不许投拜门生，如有犯 者，即以背旨论。荐举各官，俱照衙门体统相称，一切读阅卷考试等项，俱不许仍袭师生之号……永绝朋党之根。”控制科场，就是加强对政局的控制，就是加强皇帝的权力。
与这些舞弊大案相并行，就是科场的怀挟之弊。自宋代实行糊名、誊录等措施之后，科场怀挟之弊与反作弊就呈水涨船高之势。至于明清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。此类作弊在科场内外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，甚至成为一个产业。为了应对科举市场，各种科举程文范本大行其道，许多文人成为选家。一些书坊更是印制微型刻本，专供举人入场夹带之用。至于夹带方式更是花样百出。衣、物、笔、砚、纸、墨无不可以作为夹带工具，甚至夹带物被藏入亵衣之内。
为痛惩夹带之弊，乾隆帝曾下谕旨，令“步军统领、五城御史出示晓瑜，并密行查拿”，且在现场派遣军役搜检，以致扒光入场者的衣裤。乾隆九年（甲子，1744年）顺天府乡试，头、二场各搜出夹带21人。由于搜检威慑，大量蝇头小卷被遗弃在贡院外各角落。第二场点名，竟有2800余人不敢入场考试，而入场参加考试者，因为没有夹带而交白卷的68人，不完卷的329人，文不对题的276人。如此情景，不仅说明夹带积弊之重，而且说明士子庸滥之甚。此役之后，科场夹带虽稍微平静，但不久又死灰复燃。殆至清朝末年，纲常解纽，科场搜检流于形式，对于夹带见怪不怪，科举也就走到了尽头了。
科举作弊用的夹带鞋
科举号称公平，但科举的公平也是相对的。作为地域广阔的多民族国家，各地区、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很大。如果都按一个标准取士，可能造成机会的不平等。同时，各皇朝为了扩大统治基础，也有必要广泛地选拔人才，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才都选拔出来。这既可以使取士的代表面更均衡，也可以照顾到差异地区和不同民族的相对公平。同时，统治者为了强化自己的政权支柱，给特定人群或特定族群以优待，也是科举中常见的做法。
唐朝文武官考试即有所谓南选。唐朝规定了诸州的解额，照顾了边远地区、落后地区的应试者的数量。宋朝也以各地解额数量的限制分配，来取得地区之间的平衡。金朝太宗天会五年（1127年），因“河北、河东初降，职员多缺，以辽宋之制不同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，号为南北选”。南北新老地区按不同标准取士，就照顾到了地区和民族差异。元朝科举分左右卷，其中有对汉人、南人歧视的因素，但也不无扩大统治基础，求得差异均衡公平的考量。
明代科举，取士原不分南北。洪武三十年（1397年），取士五十二人，皆南人。太祖朱元璋认为考官为南方人因而偏私，于是严惩考官，亲自阅卷，结果录取六十一人皆北人。
永乐以后，几经调整，确定取士分南、北、中卷。这不仅调整了利益分配格局，照顾到落后地区的发展，也使国家统治基础更为平衡稳固。明代武举也曾仿文科之南北卷，分为边方、腹里。每十名中，边六腹四以为常。清代科举卷不分南北，而按参加考试的人数临时确定名额。在会试中采取分省取士，照顾边远省份，以确保各省士子都有登科的机会；在乡试中实行编号制度，分别规定取中名额，使偏僻之乡及地方民族子弟能有中试者。对土司科举的放宽等等，也出于同样目的。
江南贡院
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，绝对的平等永远无法实现，统治者有时要故意维持这种等级差异。
科举考试，号称朝廷设科，人人可以投牒自进，但实际上，朝廷对于参加科举者的身份有明确的限制。唐代规定，“有刑家之子，工商殊类”不得充贡。宋朝，“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、不悌，隐匿工商异类，僧道归俗之徒”及医巫之家不得参加科举；辽代“医、卜、屠、贩、隶奴及倍父母或犯 者、逃亡者，不得举进士。”天祚帝乾统五年（1105年）又规定“禁商贾之家应进士举”。金朝规定倡优之家、伶人，奴婢、罪犯 、叛逆人亲属乃至官方的太常大乐署的乐师、少府监各色工匠艺人都不得参加科举。元朝仍有“倡优之家及患废疾、若犯 十恶奸盗之人，不许应试”的规定。但阴阳医术之士则不禁止。
世祖在位时，丞相火鲁火孙等关于开设科举的建言中就说到“儒吏、阴阳、医术，皆令试举”。对于罪犯 的限制可以理解，对于工商医伶人奴婢之家的限制，就是明显的歧视。明朝规定相对放宽，洪武四年，太祖朱元璋令“惟胥吏心术已坏不许应试”。他不愿意让那些已被官场污染的胥吏进入官员队伍。
洪武十七年，又规定：“其学官及罢闲官吏，倡优之家、隶卒之徒，与居父母丧者，不许应试。”明代，特别是在中后期，有大量的工商之家的子弟参加科举考试，而且中试入仕。社会的进步，工商业阶层的壮大，普遍价值观念的变化是其原因。到清代，仍规定奴婢倡优之家不得参加科举，其他贱民包括丐户、疍户、九姓渔户等等也不准参加科举。雍正年间虽然曾下令除豁乐户等贱籍，在名义上解除了他们参加科举的限制，但实际上还是很难取得完全平等的地位。
选编自毛佩琦《中国科举制通史》总论
